教育的目的无疑是培养人。因此，教育工作者往往被誉为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，以期鼓励他们肩负起开启民智和传承文明的神圣使命。
但是，我们往往把镜头聚集在受教育者身上，是否想过谁能够“教育”教育者？答案是人民群众。作为历史的创造者，只有人民群众才拥有“教育”教育者的资格。
对这个问题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予了明确的回答。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提出“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”。毛泽东在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阐述道：“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，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。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，看作高踞于‘下等人’头上的贵族，那末，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，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，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。”
显然，教育者本人受教育的问题不是小问题，而是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的大问题。
在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之前，许多资产阶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以“上等人”自居，而将芸芸众生看成是有待调理教化的“下等人”。如洛克用“白板”来形容受教育者，爱尔维修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归咎于教育的影响。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当然考虑不到教育者本人受教育的问题。
对此，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观点的错误，认为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“把社会分成两部分，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”。教育者大可不必把自己摆在“人类救世主”的地位上，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动力来自人民。
必须肯定，教育者之所以从事教育活动，自然是受过相应教育的，但这种教育不能“止步”，必须不断地更新和增进，让知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。这种知识从哪里来呢？显然不会从教育者脑子里自发地产生，而需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，向实践学习，向人民群众学习，然后将感性的、零碎的、浅表的知识转化为理性的、完整的、系统的知识，继而将其传授给受教育者。
人民群众的教育是最生动、最深刻、最让人受益的，因为理论源于实践，真知源于实践，方法源于实践。习近平主席对当年插队农村时感受极深，用“过五关”形容自己的成长经历。正因为过了这“五关”，才使自己了解了实际，体悟了社会，学到了真知，提升了自我。完全可以说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最好的老师。
